湖大冲突事件双方达成谅解

　　多位行业领域专家观点碰撞 热议青年养老院及其背后社会效应

　　青年养老院只是调侃躺平不能躺赢

　　青年养老院系列调查之四

　　陈明琨(90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史会元(85后)：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工作者，心理学硕士

　　刘一诺(95后)：中国政法大学“人生实验室”发起人，曾从事养老行业研究

　　蔡伊扬(00后)：斜杠青年、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硕士就读

　　最近，“青年养老院”的概念悄然出现。一些民宿以“青年养老院”之名，营造社交网络话题，用“青年”和“养老”两个反差感极大的词“撩拨”着年轻人的心。

　　诚然，现在青年群体面临巨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躺平”“养老”绝非明智之选，即便“躺平”，也不可能躺赢。

　　那些嘴上喊着“养老”的年轻人，他们面临什么困境？又该如何破解困境“恢复元气”？社会又如何能为年轻人提供既可“喘息”又可激发潜能的环境？为此，我们组织了一场讨论。

　　如何看待青年养老院兴起？

　　北青报：“青年养老院”在多地兴起，我们调查发现，现有的“青年养老院”大多还是民宿、咖啡馆等，“养老”只是营销的噱头，年轻人在其中更多的是“加油”、求治愈。几位怎么看待这一概念的流行？

　　史会元：从本质上看，“青年养老院”更像是去消费化的同时还能提供丰富精神需求的传统民宿升级版。我更愿意相信，年轻人去这样的场所，不是为了“躺平”，而是一个重新出发的过程。

　　陈明琨：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更像是从当下青年文化衍生出的流行语，是一种“青言青语”，很像是过去大家讨论“内卷”。这个词汇的流行，反映了部分年轻人应对压力或者快节奏生活的方式——寻找自我疏解、蓄能的空间。“青年养老院”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迎合青年休闲文化的消费现象。

　　刘一诺：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一个调侃。现在年轻人的城市生活很雷同，所以大家渴望有一段跳出程式化的生活，体验不一样的、在文学作品里或在老一辈的回忆里的生活。

　　蔡伊扬：我在社交网络见过类似的推送。社交网络很能“生产”一些雷同的生活方式，但仔细思考能发现，那些未必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所以没太吸引我。

　　我认为，“青年养老院”的本质在于社交，在于去体验与平时不同的生活。但其实在公共场所中难以真正拥有自己的时光，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反而我自己在家悠闲地度过一天更能恢复精力，远胜于去那些被包装过的社交场所。

　　住青年养老院是逃避还是“加油”？

　　北青报：那些嘴上喊着“养老”的年轻人，他们住进“青年养老院”就能满血复活吗？

　　蔡伊扬：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好多年轻人在寻求“养老”，不是很理解。在我看来，生活里到处都可以给自己“充电”。比如我在本科快结束的那段时间，同时做着一份线下实习、一份远程实习，还接了一些留学文书修改的工作，挺忙的。但那时对我来说放松的方式，就是每天坐地铁通勤时看我喜欢的书或查些资料。

　　其实，专注做自己的事并享受它，就是在“充电”。

　　后来我开始观察身边那些说想“养老”的朋友，他们大多是做了一份自己不擅长的工作，或在这个过程中找不到自我价值。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办法或不愿意主动接受外界反馈，不能把现实世界跟自己有效地连接起来。

　　刘一诺：一些年轻人缺乏明确的目标与方向，在与自身理想生活无关的领域中徒劳挣扎，这些“无效努力”带来的疲惫感，容易让人陷入一种无意义的循环，进而催生想“躺平”的心态。

　　大家不要单纯地想着证明自己多优秀，而是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需求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又能实现价值，才能以一种更积极的心态面对世界。

　　陈明琨：“躺平”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即便“躺平”也不可能躺赢。长期“躺平”反而会让人在一件件事情上失去竞争力。实际上，“躺平”只能是暂时的休息和力量的积蓄，永久性地“躺平”不切实际。工作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我们在社会中寻找角色和定位的重要途径。

　　况且，不论是压力还是焦虑，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一代人都要面对。这些压力和焦虑的背后是当下的矛盾，矛盾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部分。

　　史会元：前往“养老”空间生活，其实体现出青年人需要一个场所“疏压”。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上班很卷、有班味，想“逃离”。“青年养老院”回应了年轻人这样的情感需求。“青年养老院”提供的空间有土地、有音乐、有劳动、有自发的社交，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要素确实有助于获得意义感。

　　“就地养老”从经济角度讲明智吗？

　　北青报：就经济账来说，年轻人现在就选择“养老”，明智吗？

　　刘一诺：我觉得大家说“养老”，是在开玩笑。很多人心里都有一本储蓄账：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需要多少钱，怎么获得这些钱。真的“就地养老”，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那么冲动，大家面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时，想得很通透。一般人会有一个意识，自己在未来要赡养父母、养育子女，也会在心理盘算现阶段自己的权利义务和未来的风险。

　　陈明琨：青年现在就“养老”肯定是不划算的。人生是分阶段的，每个阶段都有任务，应该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小时候，学习就该占用最多的时间；青年时，就该努力奋斗和工作；老年时自然而然地就“养老”了。从经济方面看，拿现在挣的钱直接“养老”，那将来可能会很窘迫。

　　刘一诺：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在做养老产业的研究。大家可能会对“养老生活”有一些误解。我们调研时发现，很多老年人的生活态度很积极，有些老年人喜欢时尚，喜欢健身；有些老人会组乐队，或约朋友远足、旅行；还有一些老人在退休后去乡村，帮年轻人做乡村振兴。

　　在和老人接触多了之后，我发现他们普遍认为“躺平”是不幸福的，“躺平”会让他们觉得空虚，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仍在不断寻找自己的价值。

　　当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是理解年轻人的，他们能看到年轻人的疲惫和生活压力。很多时候，年轻的朋友们也需要努力调整自我，真正需要“逃离”的是为别人而“卷”的状态，不是放弃努力。

　　面对压力我们应该如何疏解？

　　北青报：现实情况里，年轻人面对压力和焦虑，应该如何疏解？哪些是积极的调整？

　　陈明琨：面对压力和焦虑，我感觉首先不要把它过分放大。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会与压力和焦虑共存、共处。像我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和所有年轻人一样，要面临教学、科研、职称评选、怎样自我实现等问题……我习惯的做法是找到压力和焦虑的原因，然后直面它、分析它，和它对话。找到和平共处的方式后，我们会发现那些“负面”的东西也有友好的一面。

　　刘一诺：我觉得年轻人需要多元的刺激。就拿旅行来说，我身边有一些人，喜欢利用周末两天以特种兵的方式去不太远的地方旅游。这在别人看来可能觉得玩的有点累，但他们自己能在这短暂的过程中迅速补充能量。

　　史会元：获得心理疗愈不一定要远离城市，不是说必须去“青年养老院”才能疗愈。心理学界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在连接感、胜任感和自主感三个方面获得满足，就能调动更高的内在动机，获得更强的意义感。

　　年轻人可以尝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这三个感觉，实现日常疗愈。比如一个人很喜欢做饭，从挑选食材开始，一步步完成洗菜、择菜、切菜、下锅，烹饪出自己喜欢的味道，就是一个体验胜任感的过程；决定拿出这些时间、精力去做一顿饭，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可以获得自主感；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给家人朋友分享，可以获得人际连接感。

　　虽然没离开家这个空间，但能获得连接感、胜任感、自主感。每个人都可以试着通过生活中的日常小事疏解压力和焦虑，关键在于要把这三个感受灌注进去。

　　年轻人如何找到工作生活中的“动力源”

　　北青报：各位嘉宾都是各行各业的浓人，从你们的自身经验和观察看，活力满满的年轻人，工作和生活的动力源自哪里？他们为什么能找到意义感和价值感？

　　刘一诺：我觉得高能量的人并不是从不疲惫，他们能一直高能量地去做一件事是因为他们真的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拥有这份热爱的源泉在于他们独特的思考能力。而有些人是需要被引导的，尤其是当前新兴职业层出不穷，大家更需要发掘并实现自我价值。

　　史会元：我身边也有很多想探索人生新方向的年轻人，我观察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总能用很接纳、很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周遭的人和事。他们很会在自己做的每件事中主动找寻连接感、胜任感和自主感。当这三个要素发生时，就营造了一种令人自在、充满力量且积极主动的自我状态。

　　当他们走近山川时，就与自然连接，在湖里捞鱼采莲，在山里摘蘑菇、看星辰、感受松涛；当他们生活在城市时，就会把自己能胜任的劳动认真做好，不仅包括办公室繁琐的信息处理工作，也包括家里的日常打扫、烹饪、清洁、维修等。当这些劳动是大家主动要做的，带来的效率和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蔡伊扬：现在很多工作大家觉得毫无意义，是因为它已经被极度地分工、专门化了。在这一点上，我跟史老师的观点相似。尽管我只做某一部分的机械工作，但机械工作也可以找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比如，我原来做整理数据、拉表格的工作，那真的很磨人。可我选择用自己擅长的工具，更高效地去做，还为此写了一个python(一种高级编程语言)的脚本，让我很有成就感。这就相当于我用我更喜欢的方式解决了一个对我来说本来有些痛苦、折磨的问题。

　　我觉得通过工作赋予自己价值，不是我们这代年轻人该有的观点，价值应该是我们找给自己的。

　　刘一诺：我特别同意伊扬说的，价值应该是自己找给自己的。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以看病为乐，觉得用自己的医术帮人是幸福的事情，所以他工作不知疲惫，甚至还每个月挤时间回家乡义诊。我还有一个朋友是学风景园林的，毕业时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就在学业外探索做非遗绢花。现在她已经拥有工作室，充分利用自己在植物绘画与风景园林审美方面的优势，创造着更多具有非遗特色的手工艺品。

　　社会如何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环境？

　　北青报：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环境，我们可以做什么？

　　陈明琨：青年和社会发展是“双向奔赴”。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过多指责青年，应该走近青年、理解青年，倾听他们的呼声。其次，要给青年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同时，我们要更尊重青年人的想法，因为他们的想法是时代的产物，应该充分倾听并理解之后再加以引导。

　　刘一诺：我觉得应该多给年轻人创造更多快乐工作的可能性，让他们相信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口”，也要相信大家终将找到自己的价值，只要我们给足时间和空间。

　　史会元：我觉得城市生活中向来都不缺能补充心理能量的环境，只是一些舆论或观念像云层一样遮蔽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试着把遮蔽现实的“云”破开，重新去感受社会、感受所生活的环境，可能焦虑就不会那么重了。

　　本版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实习生 刘程

　　统筹/林艳 张彬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