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大冲突事件双方达成谅解

　　19世纪，在家中工作的英国诺丁汉纺织工人。视觉中国供图 　　19世纪，在工厂工作的纺织女工。视觉中国供图 　　历史仿佛在重演。 　　不久前，一场因AI而起的大罢工在美国上演。在罢工游行的队伍里，有人举起标语，“是时候毁掉AI了”。许多人担心，AI会取代他们，呼吁建立保护机制。 　　这一幕似曾相识。200余年前，一场毁掉机器的运动曾在英国上演过。有那么一段时间，英国的织工每天都在捣毁机器。每一次行动开始前，他们总提前送上一封信：“先生，如果您拒绝拆除机器，我们将会造访，并摧毁它们。” 　　正如当下，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200余年前的英国正经历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业率先出现一系列新的发明：飞梭、珍妮纺纱机、蒸汽机和水力纺纱机。 　　“水和蒸汽迟早会完成大自然交给肌肉来完成的工作。”一名年轻工人与同辈谈论“机器自动化”情况时说，“除非英国的劳动者起来为他们的权利而罢工，否则很快就没有权利，也没有劳动者。” 　　一种被机器取代的恐慌，最早在传统纺织工人中蔓延。织工的恐慌与如今参与罢工的演员、插画师、音乐家、出租车司机的恐慌何其相似。也许从纺织工人的故事中，可以窥见，出租车司机等可能会被AI取代的个体，未来会经历什么。 　　对200余年前的纺织工人来说，他们最先感受到的不是失业，而是收入下降。 　　1811年3月，在英国中部城市诺丁汉――英国针织袜业的中心，一些商人正利用机器来提高生产效率，压缩生产成本，4家袜商公开宣布，削减付给织工的工资。 　　一些织工向当局反映此事，没得到解决。当年3月11日，一群绝望且愤怒的织袜工聚集在诺丁汉市中心的广场上，陈诉近来遭受的艰难，要求恢复工资水平。浩大的声势惊动了政府，人群被军队驱散。 　　然而，到了夜里，抗议人群在城市边缘再次聚集。一群织袜工在夜色的保护下，潜入一家新纺织工厂，拿着大铁锤，砸毁了80架织袜机。接下来的几天，这样的破坏行动不停地在夜里进行着。 　　历史学家通常将这场行动视为“卢德运动”的开端。很快，破坏机器的行动像星星之火，在英国燃起燎原之势，波及到兰开斯特郡、约克郡等多个重要工业区。毕竟机器正取代的这个群体牵扯到100万人，占据着英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长期以来，织工都是“英国最大的单一产业工人群体”，他们拥有着稳定、体面的生活，丈夫、妻子、孩子都围绕着家庭手工作坊而忙活。而当时，这种生活正在一点点崩塌。 　　《呢绒呢织业史》里记载着：1806年至1817年，约克郡的剪绒工厂据说从5家增加到72家，剪绒机器从100架增加到1462架，3378个平绒工人中至少1170人没有工作，而1445人只是半工作，只有763人完全就业。 　　由于操作机器的技术要求不高，价格更低廉的女工、童工比纺织技术更娴熟的男工更受工厂欢迎。 　　原本，纺织业有许多学徒，通常要花费7年时间学得一技之长，但当他们行走在这段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摆脱学徒身份独立谋生时，却不得不面临一个不再需要这项技能的社会。 　　其实，早在1550年，一位剪绒工人就发明出能够“代替手工”的起毛机，但由于效率极高，遭到剪绒工的强烈反对，第二年国王就颁布了“起毛机禁令”。 　　等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来，越来越多新机器无可阻拦地引入纺织业，古老的“起毛机禁令”也渐渐名存实亡。这一次，政府没站在工人的一边。1809年，英国取消毛呢业所有的保护性立法。 　　“通向工厂的大门被打开了。”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写道，“现在可以使用起毛机、剪绒机，也可以雇用没有技术的工人和童工，而（传统工人）凭借宪法手段作出补救的道路则被彻底堵死。” 　　与此同时，英国正陷入内忧外患的窘境。与法国的新争霸战进入第八个年头，气势汹汹的拿破仑对这个东大西洋岛国实行持续的经济封锁。这也使英国盛产的纺织物无法进入更广阔的市场，贸易订单削减，纺织业出现危机，一些地方经济受到影响，失业问题持续发生。 　　在诺丁汉，许多失业的人被安排到街头，做清洁工，以获取微薄的收入，否则他们无事可做。 　　一些地方剪毛机取代了三分之二的剪毛工，生产1条宽布所需的劳动力减少了75%。在兰开斯特郡，一名织布工的每周工资从1800年的25先令，下降到1811年的14先令，食品的价格却在攀升。 　　织袜机被砸碎的消息从各地不断传来，5台、6台、10台、70台…… 　　行动者打着“内德・卢德”的旗号，自称“卢德分子”，但卢德究竟是谁，即便到现在历史学家也没真正弄清楚，据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砸毁机器的人。接着，被称为“卢德运动”的机器破坏行动，如同瘟疫般在英国扩散开来。 　　一些工厂主在恐惧中承诺不再使用新机器，一些袜商吓得把机器都转移到别处，一些工厂主建起防御工事对抗卢德分子。 　　英国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回到动乱中的家乡时发现，诺丁汉“仿佛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他同情工人们，觉得国家应该干预，解决工人们的困境。 　　那时，当局已动用军队平息“骚乱”。拜伦四处演说，向当局呼吁，“解决的办法不是更多的暴力，而是解决痛苦的根源”。 　　只是这个国家的政客们更倾向于认为，机器正推动国内经济迅猛发展，英国正成为“世界工厂”，权贵们的生活也没怎么受到工业化的影响，甚至变得更好了。他们对一些底层人正陷入饥饿熟视无睹。 　　那时，就有人将冷酷无情的人，比作机器。 　　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 ）的父亲曾做过织工。《简・爱》出版不久后，勃朗特就开始写一部以卢德运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谢利》。 　　她在《谢利》中写道：“成千上万的人失业，使他们毫无维持生活的合法手段。接着又是庄稼歉收。灾难达于顶点。忍耐，过分刺激，使得同胞们都起来暴动。人们都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地震，像分娩的阵痛一般，正在北方地区的丘陵下面起伏不息。” 　　其实，使用暴力并非他们唯一的出路，在卢德运动开始前，他们尝试过请愿、示威、罢工，都失败了。 　　工人们还提出过许多解决办法，比如通过对机器征收税款，建立失业保障基金，建立安置和再就业培训计划，或者等社会经济向好后，再引入自动化机器，这样对社会的破坏性小一些。寻求和平解决的呼声也并未停止，但都没能够扭转机器激增的局面。 　　1812年年初，英国上议院通过了“破坏机器法案”，毁坏机器的人将被判处死刑。卢德分子立刻用锤子回击了新法案，只是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卢德分子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有一些后来被逮捕。 　　1813年年初，相继有10余名卢德分子被处以绞刑。那些被绞死者中，有一名23岁的年轻人，名叫乔治・梅勒（George Mellor），是当地卢德运动的一名领导者。他曾在一份写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记住，灵魂比工作或黄金更有价值。” 　　当地的一份报纸上记录着，他们被绞死的那天，一共有13位妻子成为寡妇，57个孩子失去了父亲。“这就是试图用武力摧毁一个赚钱机器的新代价。”布莱恩・麦钱特（Brian Merchant）在《机器之血》一书中说。 　　他们去世几天之后，英国诗人雪莱读到关于卢德分子被处决的报道后，提议为这些卢德分子的家属募捐。 　　自那以后，零星的破坏行动还在继续，但已折腾不起大的水花。更多的织工在漫长的转型期保持沉寂，艰难求生，而这个机器制造的世界正日益繁荣。 　　到1841年，在约克郡的利兹，1814年尚能充分就业的1733名剪绒工，已经沦落到“能找到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步，有的挑水度日，有的当清道夫，有的卖桔子、糕点、生姜饼、皮鞋油。 　　他们不得不学着适应这个充斥机器的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机器工厂，和越来越多农村人涌入的城市。 　　只是，相比于过去，一切都变了。工人们要忍受来自工厂主的剥削，按照劳动纪律、劳动时间，完成单调的劳动任务。工厂里的劳动环境也不怎么样，他们的生活质量、居住环境、寿命都受到影响。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冷酷，工人仿佛一架服务机器的机器。 　　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大多数劳动人民是从剥削的性质及其强度的变化中感受工业革命的残酷经历的。” 　　通常，这被认为是机器第一次大规模取代人的工作。英国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成为“世界工厂”，并确立了全球霸主的地位。当人们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史时，总会首先提到：工业繁荣、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社会巨变…… 　　但在更微观的层面，很少有人看到，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对“被革命”的纺织工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李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