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弟弟被姐姐带去打九价

成千上万的人，对于咖啡馆里的那种沉浸式体验的依赖，超过了对咖啡本身的依赖。

一杯咖啡可能会变成一杯毒药——这个问题，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早就想过了。《邦斯舅舅》里的西卜太太，一生气就要指天画地地发誓——“要有半句谎话，我的咖啡就变成毒药！”

设若抽离语境，把这句人物的毒誓跟作者本人的生平稍稍联系，倒也可以算是一句并不牵强的自嘲。在医生眼里，巴尔扎克惊人的作品数量，在五十一岁因心脏衰竭戛然而止的寿命，以及他喝下的“五万多杯咖啡”（同代人根据其习惯统计的约数，被茨威格引用在他的《巴尔扎克传》中）之间，构成了逻辑上的必然性。真正致命的并不是咖啡本身，而是巴尔扎克对咖啡因的疯狂滥用与极致燃烧。他喜欢把烘焙过的咖啡豆研磨成细粉末，空腹吃下去，几乎不喝水。唯其如此，他浑身的细胞才能被真正激活，就像一支庞大军队的士兵冲向自己的神圣战场。记忆闪回交织，如同彩旗高高飘扬，修辞仿佛部署整齐的军队一般华丽飞驰。这些黑色粉末与黑色液体是他的铁血战士，在文字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填满报纸小说连载的空格，搭建起《人间喜剧》的宏大结构，最终，也透支了他心脏的能量。

不过，巴尔扎克并没有把他干吃咖啡的嗜好移植到小说里，相反，他笔下的人物喝咖啡的时候大多呈现寻常的时代风貌，喜欢“把面包消消停停浸在咖啡里”（《高老头》）；吝啬鬼老葛朗台但凡看见有人往咖啡里搁一块糖，脸色就要变得让全家人心惊胆战（《欧也妮·葛朗台》）。老葛朗台当然是不会把钱扔在咖啡馆里的，但在十九世纪的巴黎，成千上万的人，对于咖啡馆里的那种沉浸式体验的依赖，超过了对咖啡本身的依赖。按照邦斯舅舅的说法，“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有断瘾的勇气。好多自杀的人临死都改变了主意，因为丢不下每天晚上去玩‘接龙’（纸牌游戏）的咖啡馆”。

在《幻灭》里，一贫如洗的外省青年吕西安，初到巴黎不久，便兴奋地给妹妹写信，告诉她：“巴黎的空气和一切极细微的事情都有一种精神，文艺作品受到感染而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这种精神，在咖啡馆或者戏院里谈半小时话，比在内地住上十年学到更多的东西。”然而，一转头，他就被上门来想要廉价收购他稿子的出版商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番：朴素的习惯和菲薄的饮食才是文人的本分，因此“万万不能进咖啡馆”，以免“糟蹋你们的光阴和才具，浪费我们的金钱”。

熟读海明威的，大约会觉得“万万不能进咖啡馆”有点耳熟。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整部小说的两位男主角之间最严肃的谈话，就发生在西班牙旅途中某个早晨的咖啡时间。失去了信仰、意义以及性能力的杰克·巴恩斯注定会漂浮在“迷惘的一代”的夹缝中，可坐在他对面的是拒绝迷惘的罗伯特·科恩，后者坚定、固执，骑士般地追求着爱情与责任感。那天早晨，杰克说你再喝点咖啡吧，罗伯特却说：“好啊。咖啡对人有好处。这是里面的咖啡碱起的作用。全仗咖啡碱，我们到了这里。咖啡碱把一个男人送上她的马鞍，又把一个女人送进他的坟墓。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悠。”

“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悠”。十九世纪的吕西安也好，二十世纪的杰克也好，他们都背着时代的重负，在繁华的都市里“流亡”，面对着同样虚无缥缈的指控。（黄昱宁）